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帐。

不过，贫富差距扩大的关键何在？收入分配改革的着力点在哪里？现在的认识并不明晰。那么，地方政府不是确实因收入严重不足，而被逼迫靠卖地为生，以致土地出让收入现已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了吗？稍微观察一下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就可知道，卖地收入最多的一般是最富的地方政府，如京、沪、穗、杭等大都市。

但是，改革开放前城市居民的福利保障更加全面，食品计划低价供给，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免费。3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直线下降，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扭转下降趋势，并力促其迅速上升，使劳动者报酬的增长赶上或超过GDP的增长。那么，垄断行业难道不需要特别的管制吗？当然绝对需要。许多现在似乎已经形成甚至写进十二五规划文件的共识，还可能是偏离问题症结的误导，因此大有澄清之必要。他们基本工资确实不高，通常只略高于最低工资即1000多元的门槛，但依靠自己刻苦耐劳和长年加班，实际工资远高于底薪或起薪。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从2003年以来就基本稳定，并在2007年碰到3.3倍的峰值后开始收敛，不再扩大。这或许会提高效率，但就收入和财富分配而言，则一定是大大地恶化了。此后，稳定的、不再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还会维持几年。

在养老保障制度方面，目前的家庭养老和现收现付(即老年人退休后靠正在工作者来养活)这两种养老制度，都不利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获取。中国自近代以来经济增长一个多世纪了，到现在终于出现了这一拐点。有人担心，养老负担会越来越重。还有一种积累型的养老保障制度，在中国叫个人账户，则应该予以推广，它是未雨绸缪，为未来储蓄，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未来老年人口抚养比。

其实，存在两种人口红利。其次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

如果以公共服务、保障性住房、改善收入分配为主要内涵的方式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延缓人口红利的递减过程。从时间上看，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足以在2020年以前继续支撑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应对未富先老的挑战。记 者：人口红利消失有没有一个突然出现的转折点？ 蔡 昉：人口红利持续到哪一年，其实没法说出准确的时间，只能初步判断说在逐步减少，因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在下降，尤其是城市劳动力已经不增长，只靠农村劳动力在缓慢增长。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把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因而导致工资水平的上涨，作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

拿生产率高的发达国家和中国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程度比我们高很多，但他们人均收入比我们高，老年人生活水平也比我们高。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趋势来看，我国一般的劳动年龄人口（16岁至64岁）大概从2010年到2015年都处在峰值阶段，接近于占总人口的72%，目前正处于刘易斯拐点的进程中，这个顶点将出现在2015年，随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就开始逐年下降，到2030年占比将在67%左右。但是，目前依靠把农民工统计为常住人口的方式推进的城市化，由于割裂了劳动力市场，并不能保证劳动力的稳定供给，也不能启动农民工群体的消费需求。二是在人口红利中，其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绝不仅限于就业转换，还有消费模式转换。

人口红利的消失必然发生，不可逆转 记 者：您根据刘易斯拐点的概念，得出我们享受了30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结论。目前城市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主要来自农村，由于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也在减慢，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

这并不完全在于富裕程度，更重要的在于生产率水平。我国人口红利未得到充分利用，大有发掘空间 记 者：我们过去是否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 蔡 昉：我一直认为有两种人口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后还会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

请问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蔡 昉：民工荒、工资上涨只是一个表面的经济现象，从本质上说，这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中国的人口红利顶峰正在过去。我国已步入刘易斯拐点 记 者：今年以来，与发达国家在经历金融危机造成的高失业率形成了鲜明反差，我国在劳动力短缺的同时，劳动力价格也呈上涨趋势。与此同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完善、教育与培训的扩大，未来还可以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长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第一种人口红利是纯粹从年轻的劳动力上面得到的，年轻的人口结构、充足的劳动力供给、高储蓄率。因此，通过把区域发展战略从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和重化工业化的轨道转向比较优势的轨道，可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西部地区延续下去，保持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中国整体上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即劳动年龄人口高速增长，其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

在东部地区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提高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仍然有较大的潜力，这为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后发优势。至少他们的养老保障水平比我们高得多。

恰恰是不发达的经济才有人口红利，发达经济都没有这个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可以把它看做是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三是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形成国内雁阵模型，可以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从国际比较来看，这个速度是异常快的，难以持续。

大概从2013年开始，我国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就算这个比例占总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按照国际情况来比较，仍然是处在比较高的水平上。三是目前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相当多的情况下是按户籍人口来安排的，没有把农民工算在内。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过去是不是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

请问您怎么看？ 蔡 昉：人口红利期结束并不一定是坏事。记 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一是农民进城务工，主要转变了就业的身份和结构，从生产率比较低的务农转向生产率比较高的非农产业，提高了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这种职业的转换是不彻底的，是不充分的就业。具体来说： 一是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两个角度着眼，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制度保障来充分使用劳动力，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新的储蓄动机，保持储蓄源泉等，发掘和获得与第一次人口红利同等意义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但是，即使在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长的情况下，也不能简单地说人口红利消失。各国媒体惊呼，廉价劳动力将不再是中国的代名词。

未富先老不足为虑 记 者：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在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之前，一旦人口红利期结束，会陷入未富先老的境地。这些改革我们现在就应该做，最理想的状态是，第一次人口红利与第二次人口红利能够自然衔接，没有出现真空现象。例如，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消除劳动力流动和利用中的制度性障碍，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培训水平，把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成质量优势等，都可以开发现有的人口红利。几年前，我查了一下数字，中国人均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到1/5，而老龄化程度却是世界平均水平，老龄化程度比富裕程度高。

虽然我们已有一个好的人口结构，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前提是把它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记 者：说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有何依据？ 蔡 昉：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伴随着两个标志性变化。

况且在一个好的人力资本结构下，如果人口受教育程度很高，那么未来的职业和产业结构将更适合老龄人，社会没有觉得他们的价值会降低，还是很好的劳动者。多家标志性出口制造业企业大幅提薪更是引发世界震动。

虽然大家都在说农民工需要社会保障，其实，农民工是一个年龄最小的群体，大部分还没有退休，他们应该是社会保障的净贡献者。农民工作为消费者对产品市场的需求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由于他们不是城市居民，缺少社会保障等，他们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还不是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他们的消费对内需的贡献也没有充分反映出来